拥挤的上班路
凌晨五点四十，天刚蒙蒙亮，邱子华摸索着关掉手机闹铃，这是她设置的第三个起床铃。“每次都想多睡一会儿，但是又怕睡过头耽误了上班，只好多设置几个（闹铃）了”邱子华笑着说道。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不情愿地爬下床，开始麻利地穿衣洗漱争分夺秒，准备好一切后她背着书包冲出了家门。
由于工作需要，她不得不将两部笔记本电脑（一台是公司专用的保密电脑，另一台是私人电脑）装进书包，瘦小的身躯背着沉重的书包一路小跑着穿越大街小巷，与熙熙攘攘的人群擦肩而过，汗水从她的额头和脸颊留下。路上也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匆忙的人群，拥堵的小轿车和公交车以及在缝隙中穿梭的电动车和摩托车......这一番看似热闹的景象，其实是每个跨省通勤的燕郊人进京上班的日常。
邱子华跟着进京大部队步行走过潮白河大桥，通过白庙检查站来到河的对岸---北京市通州区白庙村。由于毗邻燕郊，白庙这座村庄并不像人们印象中的村庄那样安静平和，每天有三四十万进京通勤大军在这里通过安检进入北京，早高峰时间这里白庙检查站附近人头攒动，步行至这里的人大多是不想因为检查站而被堵在进站的路上。“或许大家只是为了省下那坐摩托车的十块钱而需要多走一两公里，至于为什么不坐公交车通过检查站是因为公交车挤不上去，而且路上很堵，等待进入检查站就得花很长的时间。白庙检查站可以说是最忙碌的了，所有的公交、大巴、私家车、行人还有电动车都要从这里通过。”同样奔波在通勤路上的马致远告诉记者。
邱子华通过检查站后又跟人群涌入一辆辆进京的大巴车之中，她需要拼尽全力才能挤上去。“真的很挤，有时候手脚都无法伸展开来，要保持同一个姿势站到终点，下车后手脚酸痛发麻...”她苦笑着说。邱子华所乘坐的大巴并不是公交车，而是私人运营的“黑车”，这也是燕郊通勤大背景下催生出的新产业，在早高峰时段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独特的场景：每个公交站都大排长龙，时常会有一两辆大巴车开到这列人旁边放缓车速，司机大声喊道：“国贸！国贸！上车就走！”。邱子华还告诉记者说：“这些大巴还能办月卡，有些甚至还有定制路线服务，到指定地点去接你。虽然政府不提倡坐黑车，但是实在是没办法，公交车又挤又堵车，遇上重大事件（两会、七一、十一）白庙检查站比以往更严了，堵车能堵个好几公里，坐公交就光过检查站就得花两个小时，为了能准时到单位，我也只能多花点钱买这种服务了。”
“北京”燕郊
燕郊地处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西市区，与北京仅一河之隔，距离北京CBD核心区仅30分钟车程（没有堵车）。在很多人眼里“燕郊”这个词前面还会再加一个定语“北京”，也就是“北京燕郊”。“燕郊因为距离北京太近，以至于住在燕郊比住昌平、延庆、房山等远郊区县进城都要快”邱子华告诉记者。在燕郊对外招商的宣传广告中，也极少见到“三河燕郊”或是“廊坊燕郊”的字样，更多打出的是“京东名城”和“北京后花园”的口号。
也正是因为燕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众多房地产开发商在此开发了众多小区，从燕顺路沿着栽种着梧桐树的步行道一路向北，除了两边多如牛毛的餐馆和商场，由南自北鳞次栉比地高耸着丽庭北岸、世纪名苑、纳丹堡、星河皓月等十余个大大小小的新式住宅小区，而仅仅在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并且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开发商暗中操纵，这个小镇也就时常传出“燕郊划归北京”的传言，这让那些渴望成为“北京人”的北漂带来了一丝希望，纷纷来燕郊买房落户。
而北京送给燕郊的第一块蛋糕就是土地价格释放带来的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升温。公开的数据显示，2002年燕郊普通住宅每平方米均价为1000元左右，到了作为阶段性顶点的2007年，均价达到每平方米5200 元。5年时间内，房价涨幅翻了4倍，年均涨幅超过30%。2011年北京市出台的“京15 条”规定了非北京户籍无法提供五年以上社保、纳税证明的不予售商品住宅，很多北漂青年失去了买房资格，于是转去燕郊，燕郊房价从2015 年的1.5 万涨到2016 年的3 万。燕郊成了北漂一族的“最后的堡垒”，“睡城”燕郊的名号名扬全国。
新冠寒冬，优势不再
2019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席卷全世界，全国各地都按下了暂停键，跨省交通也被迫停止，这场疫情也为燕郊埋下了一个隐患：虽然燕郊距离北京市中心比京郊偏远区县要近，但是燕郊在行政上属于河北省管辖，因此跨省通勤成为一件更加艰难的事。“从去年年底开始，燕郊的封城总是突如其来，有可能前一天还在正常通勤，第二天就告诉你不让通行；也有可能提前发布通知说就封闭三天但解封遥遥无期。。。”马致远告诉记者。
不久前，他在朋友圈看到一张截图，朋友的公司正式发出通知，由于疫情的不利影响，将暂停招聘居住于燕郊的人员，这让他倍感焦虑。一场新冠疫情让燕郊的区位优势变成了不确定因素，“没有哪个公司能忍受员工因为疫情封城一个月不来上班这件事。。。”他苦笑着说。
漂二代：我没有选择
父母早年来北京打拼成为了北漂，作为在北京长大的非京籍孩子，邱子华自然被打上了“北漂二代”的标签。“由于北京教育资源对于户籍的限制，非京籍的孩子没有资格在北京上高中，于是父母为了让我就近在燕郊上学，选择在燕郊买房并给我上了燕郊户口”邱子华告诉记者。“我父母都是广东人，祖籍广东阳江，一个很穷的小城市。我虽然在北京长大，并且努力想要留在北京，但是真的很难。有时候我在想如果父母没有来北京，我是不是也不用这么拼命了吧？毕竟如果从来没有见过大城市的繁华或许就不会那么向往留下了吧，但是我没有选择，毕竟父母给了我北京的成长背景以及燕郊户口。。。”说到这里，她显得有些黯然神伤。“我不认为自己是北京人，虽然我在北京长大，但是我没有北京户口；我也不认为自己是燕郊人，虽然我有燕郊户口但我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也不长，只有读中学那几年，我对这个地方并没有归属感。。。”邱子华接着说，“如果非要我说我是哪里人的话，我可能会说我是广东人，因为父母都是广东人，有那种文化氛围吧”她笑着说。很难想象这个满口京腔的小姑娘竟是来自粤语家庭的。
逃离燕郊
当被问起未来有什么打算的时候，邱子华说：“近期的打算应该是先完成毕马威（KPMG）的实习工作之后，下半年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会计硕士学位，留个学给自己的履历贴金。拿到学位之后我会选择在北京的投行工作，正式工作以后我会迅速离开燕郊。因为在燕郊的生活时间不长也没有多少感情，并且因为疫情反复和跨省通勤难的缘故，燕郊不再是一个好的居住选择。”在疫情重击之下，邱子华并不是唯一想要逃离燕郊的漂二代，做了十几年的北京梦，燕郊依旧属于河北廊坊。燕郊承载着许多“北漂”的梦想，每天也有许多梦碎的人，从这里悄无声息地离开。
